第二，不断提高网上审批的电子化、技术化、数字化水平，减少人情和权钱干扰影响因素，制定统一的审批项目、审批标准和审批程序，开发统一的审批平台软件，并配备相应硬件设施，促进行政审批系统标准化、规范化和便捷化，形成统一高效的多级网上联动审批系统。
为此，国家需要与社会保持距离，因为经济依赖就像一剂毒药，会使人乱弱无力。这是立法者的一项客观义务，立法违宪审查程序可以对其进行审查。
沟通也可以使国家决策赢得更大的接受度，避免冗长的决策程序。对此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一个允许参与、显示开放和灵活的国家，与一个严格地按照单向度、自上而下方式行使权力的国家相比，前者不仅更让人喜欢，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更加合乎实际。由此，任何法律争议都具有宪法争议的潜质，任何专业法院也是宪法法院，最终宪法法院本身也是专业法院。它们招选政治人员，它们的一部分开销还因此得到国家资助。
这些价值最核心的内容，是在我今天有幸可以在它的大学发表讲演的雅典这座城市得以识别和深思熟虑的。存在立法审查所产生的预防效果，会使立法者放弃或降低对基本权利的干预。[44]这次改革使分散提出、集中审查的附带性违宪审查模式得以确立，如今这种模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43]这种持续的变革始于1929年，奥地利在这一年修改宪法，拓展了违宪审查的审查范围：如果普通法院的法官在从事司法审判时发现普通法律有违宪嫌疑，他可以暂时中止审判程序而将法律违宪问题移交给宪法法院，在宪法法院对法律是否合宪作出判断后再继续司法审判。法律规范的位阶理论表明了法律规范体系的动态性，展现了基础规范的功能，同时也解释了法律规范的效力渊源。[9]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150～151页。当然对国家机关的范围可以加以限定，如层级限制、范围限制，例如限定为普通司法体系中的最高法院。
[28]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173页。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157页。
这种制度架构既尊重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限，又强调了特定机构审查权限的独立性，此时审查机构不是依据规章或法律来进行审查，而是依据宪法来判断特定抽象规范是否符合宪法，并且其判决具有抽象拘束效力。[2]对我们而言，两者并无优劣，更为重要的是理解两者如何与各自的历史传统、政治结构、司法体制等因素保持契合，从而确保宪法的权威、法治的尊严。七、启示凯尔森的宪法司法保障理论本质上是对议会民主制时代问题的响应，但基于其理论发展而来的欧洲违宪审查模式在20世纪下半叶取得了巨大成功，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宪法法院的运作使公民基本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也使国家政治权力受到了更强的约束。在凯尔森看来，传统宪法理论对制定法律和适用法律的区分是不尽完善的，它强调了两者的差异，却忽视了两者在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的相似性。
传统宪法理论仅专注于对法律适用行为的合规性控制、合法性控制，对于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却不予讨论。一般而言，判决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但对于提起违宪审查建议的事件而言，此时需要以宪法法院生效判决为基础，法院必须拒绝适用已被认定为违宪的法律或规章。有学者认为司法保障理论违反权力分立理论。[6]凯尔森认为奥地利、德国的宪法学界尚没有形成和议会民主制相适应的成熟理论，施米特也在此意义上批评一战后德国宪法学界对议会民主制的认识。
凯尔森的回应文章为Wer soll der hiiter der verfassung sein? , in Die Justiz,1930-1931，意大利文译文名为Che dev' essere it custode della costituzione？收于本文所引用的La giustizia cositituzionale一书中。无效的行为是自始无效、确定无效、当然无效，原则上不需要其他机构对其加以确认。
恰如前文所述，此时需要赋予宪法法院之类的特定机构以司法权威，通过违宪审查保障法律的合宪性。宪法法院通过判决取消违宪法律的效力，这构成对立法权限的侵犯，因为传统宪法理论认为法律的废止或撤销只能由立法机构进行，宪法法院废止特定法律的判决却具有消极立法的功能。
至于宪法法院审查活动所要遵循的原则，凯尔森强调需要特别重视公开原则和言词原则，即使审查对象是抽象法律规范亦应如此。[25]尽管如此，同时代的其他欧洲宪法学家（特别是法国的宪法学家）仍然对凯尔森的理论持有异议。即使存在侵害情形，这种侵害也不一定存在危害。同样，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的构成也必须充分考虑联邦和地方的平衡。如果能最终回溯到基础规范，则说明该规范从属于规范体系和法律秩序。举例而言，偷盗应予处罚，这一规范对特定法律秩序内的所有成员均有效力，不管其是否实施偷盗行为，但如果甲实施偷盗行为却未被处罚，则对于甲的偷盗行为而言，这一规范欠缺实效。
需要注意的是，对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行为如何理解，凯尔森的理论和当代欧洲宪法理论有所不同。在静态规范体系中，法律规范的性质研究是重中之重。
[14]实际上任何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总是依据特定法律而作出，狭义上的合法性理论旨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是否符合这些法律。宪法作为高级规范决定了低级规范—法律的制定程序和具体内容，同样，法律决定了规章的制定，法律创制的过程最后终结于司法裁判和行政裁决的作出和执行。
Cfr 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droit public, Discussion du rapport de M. Kelsen sur La garantie jurisdictionnelle de la constitution，in Annuaire Inst. intern. dr. pubi,1929，144-161．下文的注释中会引用这篇讨论中的相关内容以说明同时代法学家对凯尔森学说的看法。[13]但直接违宪和间接违宪的区分并非如此简单。
这种方式能较好地确保宪法权威的实现，但可能因为诉愿数量过多，宪法法院不能全部加以处理。[42]六、变迁和美国违宪审查模式的岿然不动相比，凯尔森所开创的奥地利合宪性控制模式则不断遭遇变革。[36]凯尔森认为宪法法院也可在判决中指出可以适用的其他法律规范以填补违宪规范被撤销后的规范调整漏洞，同样针对具体个案，宪法法院亦可指出可以适用的旧法，但这种方式不能适用于所有案件。执行法律内容的规章在法律规范位阶中并非直接从属于宪法，如果违反宪法也是间接违宪而非直接违宪。
自然规则遵循因果律，通常采用如果甲，则乙的表述形式，侧重描述条件和结果的关系，且两者的联系因素为是。对于抽象规范来说，如规章违反法律，此时撤销判决只能意味着拒绝适用抽象规范，而不能直接废止抽象规范的效力，在其他情形下抽象规范依然具有法律效力并能具体适用。
首要的方式是公民直接诉愿制度（Actio popularis），也即宪法法院基于公民的请求而审查法律或规章的合宪性。如果这些法律原则（如自然法原则）被纳入宪法领域或任一位阶的法律规范并且被实证法的内容所阐明，则可以作为审查标准。
[21]（三）同一理论如果说位阶理论阐明了法律体系的外在层次，同一理论则重新整合了法律体系的内在联系。就违宪审查的制度研究而言，学界对美国模式关注较多，对欧洲模式关注较少。
[32]对于失去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宪法法院原则上无权进行审查。但凯尔森随即指出：君主立宪制时代的宪法学说掩盖了君主权力的危险本质。法律规则并不遵循因果律，而是强调规范性，通常采取如果甲，则应当乙的表述形式，侧重强调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关系，且两者的联系因素是应当。我们需要抛弃对美国模式或欧洲模式的崇拜，像凯尔森一样，专注于思考当下所面临的根本问题，然后进行细致的理论论证和深入的实践反思，唯有此，我们才能走出理论的泥沼，探寻到适合国情的合宪性控制制度并将其成功付诸实践。
[26]（二）宪法的司法保障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君主批准法律的过程保障了法律的合宪性，这种理论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就转化为议会自我约束可以保障法律的合宪性。无论基于何种宪法观念，宪法权威的实现、宪法制度的实施都是宪政的应有之义，合宪性控制的具体制度设计可能存有差异，但本质上均需保障公民权利、控制国家权力。
所有法律规范的效力均可直接或间接追溯到宪法，宪法的拘束效力是假定的、预设的，法律实证主义拒绝任何宗教解释或先验论证。如果议会中达到法定数额的议员对于议会通过的法律提出违宪审查要求，宪法法院也必须受理并加以审查。
只是随着议会民主制的发展，宪法概念的具体内容也有所变化。[8]君主立宪制的出现导致局面有所改观，宪法概念开始受到重视，宪法规范的存在决定了立法必须按照既定规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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